更有名的“题外话”出现在讨论想象力的第十三章 。就在作者旁征博引——涉及的名字有弥尔顿、笛卡尔、阿基米德、康德、维吉尔等——的当儿，作者突然说收到了一个朋友的来信，于是将信件全文转录过来 ， 其要义是：尽管作者对想象的看法十分新颖，但朋友认为这个问题太过复杂 ， 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因此建议作者将这章已写的部分删除 。一语惊醒梦中人 。柯勒律治果断采纳了建议 ， 此前的讨论就此打?。《氖腔∠胂蟆⒍断胂蠛突孟氲募蚨潭ㄒ澹晗傅穆畚淖急噶舾徊扛甏蟮闹?。我们得感谢这个朋友适时的阻扰 ， 否则这一章——按他估计——最少也有一百页 。这就像是高谈阔论的封闭会场里突然闯进了一个明眼人，氛围的确被搅乱了，但场内的听者多半要会心一笑，因为终于有了喘息松气的机会，何况仔细听来，这个闯入者跟主讲者正襟危坐的论道并非毫无干系——这个朋友在信里说的仍然是跟想象力有关的问题 ， 只是更简洁、更切中要害 。
那么，谁是这个令作者无比敬重的朋友呢？其实是柯勒律治自己，信里内容也是他一手杜撰的：“写那封信时……我的笔除了在墨水台里蘸一下外，不曾离开纸面 。”（Adam Roberts, p. 203）这让我们想起《忽必烈汗》序言中那个神秘的珀洛客（Person from Porlock）——诗人说正是他打断了自己神奇的梦中长诗，而真实的原因很可能是他自己写不下去了 。他在临死前的一个月承认：“《文学传记》上册结尾处（即第十三章）关于形而上的论辩专论是有欠考虑和不成熟的，包含至理的片断，但没有考虑全面 。所幸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要深刻多了 。”（Kathleen Coburn, et al. Table Talk, vol.1, Routledge, 1990, p.492）他在写此书时，鸦片瘾虽有好转，但偶尔反弹，导致心绪不稳——他有躁郁症的倾向——而无法集中写作 。插入题外话，虽说冲淡了既定的话题，有轻佻之嫌 ， 但也不失为一种策略，至少给原来过分沉闷的讨论带来了一股轻松谑笑之风 。让本该连贯绵密、一气呵成的行文戛然而止，转向新的话题，这种手法跟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那本独立特行的《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如出一辙——同样是传记，传主项狄直到第三卷才出现，就在读者准备见识他如何出生时，作者突然插入了十几页的题外话（Donald H. Reiman, “Coleridge and the Art of Equivocation”,Studies in Romanticism, 1986, p.335） 。就文体而言，《文学传记》一书由个人回忆录、哲学论文、诗歌批评、轶事趣闻和信札絮言杂糅而成，虽不能说是浑然天成——如第二十三章对一哥特戏剧的评论确实与全书主题关系不大——但总的说来各文体间是彼此相互关联，语气是严肃与活泼兼具，调侃中不乏深刻，以至有论者认为这是作者在不经意间完成了对传记——甚至是对书——的颠覆，认为他是“戏仿‘书’这个概念本身，戏仿它正要努力成为的样子”（Jerome C. Christensen, “The Genius in the Biographia Literaria”,Studies in Romanticism,1978, p. 231） 。如此说来 ， 混搭拼贴、嘲讽戏仿是现代、后现代主义作家流行的写作手法，早在《文学传记》里已现出了苗头 。
可堪经典？毁誉不一
要理解这样一本内容庞杂、风格杂糅的大部头作品，除了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外，还要有耐心和同情心，可惜这样的读者在当时几乎找不到 。正如柯勒律治在书中描述的那样，流行的期刊评论习惯因人废言，常常“以论断代替论证”（358页） 。柯勒律治因为鸦片瘾背上了懒惰和自我放纵的骂名，被视作虚掷诗歌才华的负面典型 ， 加上在政治上从早年的激进派转变为温和的保守派，成为背叛理想的代表人物 。大散文家海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是狂热的激进派，早年是柯勒律治坚定的追随者 ， 后来态度大变 。他一方面肯定柯勒律治的才华，“他是我所认识的唯一配得上称作天才的人物，唯一让我学有所获的人物”（Roberts, cxlv.），但在《文学传记》出版后，却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撰文，称全书值得一读的只有那个涉及奇闻轶事的第十章的章节，否定哲学和诗歌部分 ， 抨击柯勒律治“醉心于哭哭啼啼而的自恋、无病呻吟的嗔怒，令人作呕的自我美化和对同代人令人恶心的挞伐”（J. R. de J. Jackson, e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ume 1 1794-1834, Routledge, 2002, p.322）——这近乎诽谤了 。柯勒律治说写作此书的“主要动机和持续的冲动是尽可能保持对华兹华斯现实明智的仰慕”，可惜华兹华斯读后大为不悦，说柯勒律治的“赞美过于夸张，批评太不体贴”，因此只瞟了部分章节 ， “我实际上甚至对最好的评论都感到恶心”（Richard Holmes,Coleridge: Darker Reflections 1804-1834, Pantheon Books, 2000, pp.457-458） 。当然，华兹华斯的话未必可信 。对书中涉及他的章节，华兹华斯肯定是仔细读过的，尤其是那些被柯勒律治点名批评的作品（如《山楂树》和《童年颂》），他后来特地做了针对性的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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