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一代诗人，对此书的态度更加暧昧 。拜伦承认喜欢此书的喜剧元素 ， 但觉得那些哲学章节实难消化 。在《唐璜》中，对“湖畔诗人”一一嘲讽，对柯勒律治的判词如下：“请看柯勒律治也展翅而飞，/可惜像蒙眼的鹰，为头巾所蔽 ， /他尽拿一套玄学向国人解释—/我希望他把‘解释’再加以解释 。”（拜伦《唐璜》（上），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页）这前一个“解释”指的就是《文学传记》里哲学部分的论述 。雪莱有类似的指责：“他似乎无所不知/不论新旧，不论海陆/可他的心智是雾霾一片 。”（Jack Donovan et al., eds. The Poems of Shelley: Volume Three: 1819-1820, Routledge, 2014, p.121）不过他在《诗辩》（写于1821年）中极力推崇想象力 ， 强调诗歌与愉悦相伴，似乎又在呼应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诗歌的直接目的是愉悦”（248页）的观点 。济慈在1817年12月21日及27日给弟弟的信中，提出了他最有名的诗歌概念“天然接受力”（negative capability）时，特别以柯勒律治作为反例，指责他对理性太过关注 。这真是令人遗憾的误读，因为济慈主张搁置理性、接受不确定的美的世界，其实跟柯勒律治在第十四章提出的“主动悬置不信”（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观念并无二致——简直可以用柯勒律治评价读到谢林时的“Genial Coincidence”来形容了 。济慈错过了跟前辈在纸面上美妙的邂逅，很可能他没有仔细阅读或尚未读到《文学传记》 。而济慈关于“诗人无个性”（impersonal）的看法（见1818年10月27日致理查·伍德豪斯的信件）已经很明确地体现在柯勒律治对莎士比亚“离心”特质的讨论中了 。这是天才所见略同——济慈自己悟出了高见，还是济慈受到了前辈的启发？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 ， 济慈说这番话时 ， 《文学传记》已出版一年有余，而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1819年3月，济慈特地前往柯勒律治的寓所请教诗艺，并将晤谈的内容写进了他的书信，柯勒律治对济慈创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
如此说来，《文学传记》虽然饱受诟病——直到1847年才出了第二版——但它又像一条隐秘的地下河，正悄悄地渗入有缘的诗人的心里 ， 其深藏的智慧和洞见需要慢慢被人发现、消化和接受，只是此书等待的时间太长了 。即使到了维多利亚时代 ， 它依旧没有摆脱被冷落的命运 。推崇他诗歌的拉斐尔前派和唯美派作家如罗塞蒂、佩特同样认为此书晦涩难懂，只有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他将柯勒律治和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看作英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认为前者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成就需要时间来证明：“作为诗人，柯勒律治的地位已经确定 。他在传播健康品味和经典智识方面功勋卓著，并赢得了适当的位置，位居我国伟大——甚至是最伟大人物之列 。”（J. R. de J. Jackson, e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ume 2 1834-1900, Routledge, 2002, p. 70）
密尔是有远见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 ， 《文学传记》地位遽升 。柯勒律治对想象的推崇和实践批评的方法启发了瑞恰慈（I. A. Richards，1893-1979），后者称柯勒律治是现代语义学的先驱 ， 他一系列的著作如《文学批评的原则》（1924）《科学和诗歌》（1926） ， 尤其是《实用批评》（1929）和《柯勒律治论想象》（1935）里表明他是跨越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接过了前辈倡导的批评理念，开启了影响深远的新批评学派 。另一位新批评大家——艾略特 ， 虽然他对浪漫派，包括柯勒律治的诗歌无甚好感，但就诗歌批评而言，他无法拒绝前辈的影响 。艾略特的诗学观点，如情感与理念需要有机结合、写诗是对个性的逃离，都能在《文学传记》中找到类似的表达 。艾略特将诗人的心智比作催化剂，跟柯勒律治将格律诗比作“酵母”“媒染剂”的手法——都从科学和工业当中寻找意象——何其相似，而艾略特最为推崇的玄学派诗人，如邓恩和赫伯特，也是柯勒律治在《文学传记》中称赞的对象 。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在1920年，他就下过论断：“柯勒律治也许是英国评论家当中最伟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后一个 。”（T. S. Eliot, The Sacred Wood, Alfred A. Knopf, 1921, p.1）艾略特的观点得到了众多批评家的认可 。英国评论家圣茨伯瑞（George Saintsbury，1845-1933）将他列为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批评家之首——另两位是亚里士多德和朗基努斯（Adam Roberts,“Introduction”，p. cl） 。美国评论家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 ， 1919-1970）认为柯勒律治是亚里士多德之后最重要的批评家 ， 而《文学传记》是现代批评的《圣经》（Stanley Edgar Hyman,The Armed Vision: A Study in the Methods of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 Knopf, 1948, p.11） 。海曼的话也许是过誉之辞，但《文学传记》如今已被牢固地安放在西方的文学批评传统中，其经典地位无可置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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