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列蒂和齐伯斯坦共同发表了一篇关于鼠疫结果的论文， 还一起上意大利电视台的专题节目 。 他们的蛋白质提取方法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 “我一直都十分敬畏他一直在开发的概念 。 ”剑桥大学教授柯林斯在谈到阿列蒂时说 。 科林斯是一位考古学家， 从八十年代开始研究贝类化石的蛋白质 。 “在我职业生涯的头几十年里， 该类研究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 。 ”他说道 。 但蛋白质组学和质谱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工作 。 “我们完全能够依赖于这项不可思议的技术 。 ”他说， “阿列蒂一直是这方面的领导者， 我们只是在跟随他的脚步 。 ”柯林斯也使用一种无损技术从历史文献中提取样本， 但他的方法简单得多：它依赖于从保护员通常用橡皮擦制成的拓片中获取蛋白质 。 自2011年以来， 柯林斯一直使用这些拓片收集中世纪欧洲的牛、绵羊和山羊的生物学信息 。 他把他的工作称为“生物手稿学”——物理手稿传统研究的一种现代化形式 。
柯林斯警告说， 历史上的蛋白质组学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 。 “我们仍然需要了解这些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 。 ”他说 。 但当你意识到任何旧物品的表面都有可能承载着新的、可识别的生物信息的时候， 你不仅仅手握着手稿， 也手握着手稿承载的故事， 你会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图书馆和档案馆， 寻思它们背后蕴藏的秘密 。 2015年， 华盛顿特区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研究人员从1637年的一本《圣经》的表面发现了至少一名北欧人的DNA， 还发现他患有痤疮 。 该图书馆没有公布这项代号为Project Dustbunny的实验， 部分原因是它花了一点时间来理解其中的意义 。 “我们非常清楚， 除了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一个很棒的研究图书馆以外， 我们还拥有一个生物档案馆 。 ”图书馆馆长迈克尔·威特莫尔（Michael Witmore）指出 。
5月， 齐伯斯坦在圣彼得堡分析十七世纪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笔记 。 齐伯斯坦在完成腺鼠疫研究后对开普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在米兰爆发疫情的原因之一是， 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入侵意大利北部， 破坏了乡村并带来了病菌 。
在腺鼠疫爆发的那一年， 开普勒作为数学家在领导帝国军队的统帅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 Albrecht von Wallenstein）手下工作 。 那年11月， 开普勒在雷根斯堡去世， 齐伯斯坦想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 今年早些时候， 齐伯斯坦找到了曾供职于开普勒委员会的彼得·迈克尔·申克尔（Peter Michael Schenkel）， 该委员会自1934年以来一直在编辑这位天文学家的论文 。 申克尔为开普勒现存的一万二千页著作编入了索引 。 齐伯斯坦在家里给他打了电话 。 “他问我开普勒是否去过米兰， ”申克尔笑着说，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地址的 。 ”
在波罗的海上的一个温暖、微风习习的早晨， 齐伯斯坦穿着砂洗过的牛仔裤， 一件浅紫色小花图案的衬衫， 以及一件肘部有白色补丁的牛仔夹克 。 他带着自己的儿子罗曼（Roman）一起来的 。 罗曼20岁出头， 负责为齐伯斯坦的发明编写软件 。 除了蛋白质研究以外， 齐伯斯坦还制造了一系列的便携式传感器 。 它们可以测量污染、葡萄糖或水合作用的水平， 而且与智能手机兼容 。 2012年， 为了测试这项技术并引起公众的注意， 他和阿列蒂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展示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作品的玻璃橱窗旁测量了甲醛含量 。 这两位科学家称该艺术家的雕塑释放出的甲醛达到了危险的水平， 后来两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发现 。
赫斯特扬言要起诉他们 。 阿列蒂承认其中一些计算是错误的， 并撤回了论文 。 “我们说， ‘管他呢 。 ’后来还是放弃了 。 ”阿列蒂说道， “我是一个可怜的养老金领取者 。 ”齐伯斯坦拒绝在撤回声明上签字 。 为了开普勒的研究， 他带来了自己设计的一种新的水银传感器， 看看能否在手稿上找到什么蛛丝马迹 。 “对我们来说， 开普勒不是达米安·赫斯特， ”齐伯斯坦说道， “他意味着更多 。 ”在酒店里， 罗曼展示了他戴着的黑色智能手表， 它与水银传感器相连， 可显示读数 。 闪烁的黄色字母拼出了“Hg”（汞的化学符号）和“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字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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