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在哈贝马斯看来，仅仅从技术层面来分析这些数字平台是不够的 。这些互联网巨头同时是股票市场上的大公司，它们因而依然服从这资本增殖的律令，而其利润来自于对于数据的增殖：将其用作广告投放的目的，或者直接当成商品 。当然传统媒体也接广告，在《转型》中哈贝马斯就曾以广告为切入点来讨论文化消费，但是新媒体的广告投放大量依赖个性化的算法，这意味着社交媒体将生活世界更进一步地商业化 。但是更人感兴趣的是另一方面，即这种新媒体的增殖逻辑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压力 。因为传统媒体自己是广告的载体，但是它们的节目的成功与否却取决于受众，因而起决定作用的就不仅仅是资本增殖逻辑而是内容本身，从而取决于认知的、规范性和审美的尺度 。这种内容上的认知尺度进一步可以在媒体在日益不透明的媒介社会中所发挥的导向功能上看到：传统媒体可以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起到中介作用，从相互竞争的世界观中剥离出可以被共享的和理性的解释内核 。这并不是说出版业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终审判决，其功能在于，在庞大的信息流中，媒体能够持续对于日常生活中较为模糊的世界图景进行修正和补充、从而参与到对于我们共享的那种“正常性”的塑造上 。而平台化给传统媒体带来的挑战在于，它们无法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来维持足够的发行量 。这意味着传统媒体的紧张而脆弱的工作关系(Arbeitsverh?ltnis) 。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媒体，它们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Arbeitsweise)，变为读者导向 。这进一步削弱了其工作的专业化和政治化：它们从原先政治辩论的场所变为了创作和发行的协调中心 。《转型》中就已经提到，文化消费可能会削弱公共领域的批判性，使其变为一种表演 。这一趋势在哈贝马斯看来如今进一步加强了，传统媒体的任务从塑造公民的观点变为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他认为，在一种注意力的经济学的裹挟下，媒体的娱乐化、情绪化和个人化的色彩都进一步加强了 。其结果是去政治化 。我们之前讨论的是供给一侧，现在考虑受众的改变 。核心的问题是，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人们对于政治公共领域理解 。Staab和Thiel的在特刊中的文章将这个问题与雷克维茨的独异性社会理论联系起来 。新媒体为用户提供了自恋性的自我展示和独特性的表演的平台 。我们要区分个体性与独异性 。前者是在生活史中获得的不可混淆的人格，后者是一种公开可见性和区隔红利(Distinktionsgewinn)[布尔迪厄的概念，指通过制造区别赢得更多的符号资本] 。这种独异性通过自发进入到社交网络中来获得 。意见领袖、大V们为了自己的节目和名声竞相吸引追随者的点赞，这或许就可以用“独异性的承诺”这个概念来刻画 。对哈贝马斯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样自发而碎片化的公共领域中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势，即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解释和立场的不断自我和相互确证 。在这种环境下政治公共领域必然发生转型，并且公共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将重新调整，这必然对于那些新媒体用户的公民的自我认同带来深刻影响，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凿的数据，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信号了 。
回到对于社会领域的划分上，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作为区别于私人领域的独立领域依然是存在的，只是会遇到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被排斥的小众群体对于公共领域的看法已经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 。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区别、因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的意义在减退 。公共领域的包容性和政治公共领域的代表性都在下降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试图提出一个假说，亦即这样一种虚拟的、没有审核的、匿名的虚拟公共空间也许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私人的，而是一种膨胀到了公共领域的原本属于私人书信交换的传播方式 。在《转型》中哈贝马斯就注意到，随着家庭同生产过程的分离,家庭丧失了塑造个体的力量，原本基于私人书信的文学公共领域被半公共的商业化力量所侵蚀和扭曲，从而无法支撑公共性 。同样的，在今天的公共领域中，作为作者的用户争相通过信息来博取关注，因为这种公共领域只有在读者的评论和关注者的点赞中才存在 。这种回声室一方面具有类似于经典公共领域的多孔的开放性，可以不断链接新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根本不同于公共领域的包容性，因为它屏蔽了不同的声音，并将同质的声音吸收到自己的知识视界中来维系认同 。而那种超出自己的视界的普遍性主张则被视为是虚伪的 。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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