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三 ) _云知道

第二，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在宪政国家的基本权利秩序中有公私两组权利：一方面主观私人权利（和福利国家的要求）保障了市民的自由，另一方面主观-公共性的交往权和参与权则保障了公民的政治自主性。依据设计构想，两组权利能够功能互补：政治权利确保公民能参与民主立法，进而决定私人权利的分配，确保其作为市民的社会地位；而私人权利的兑现则保障市民有动机作为公民介入民主舆论和意志形成过程。但是这一互补的前提是，民主选举能切实有助修正突出的、具有结构性根源的社会不平等。但是今天的现实表明，这一前提可能不存在，一种恶性循环可能发生。比如，底层民众发现选举出的政府迟迟不能改善生活条件，进而“放弃选举”；过去代表这一阶层的政党发现自己无法从中获取选票，故不再代表其利益。更坏的情况是，底层人民被重新动员为一种民粹力量败坏民主政治。

第三，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福利国家如何有效调节两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第三个条件。持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使社会整合失效，这使国家调节成为必要。为了避免社会整合危机，哈贝马斯援引克劳斯?奥菲的说法，福利国家需要满足两个矛盾的要求：一方面为资本的增殖创造充分条件以创造税收，另一方面满足更广泛阶层的利益，保障其施展私人和公共自主的法律前提和物质前提。而国家的调控能力则是平衡两条律令的要求。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金融市场对国家的反向控制，使得问题愈发困难——公共领域的私人化与非政治化，使得西方民主国家进一步受到了更多的内部挑战。这些问题在气候变化、新冠肺炎、难民危机、新兴经济体的出现面前变得更加显著。因此，哈贝马斯在设想一种超越了单纯民族国家界限的、又具备全球行动能力的制度如何可能。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建构逻辑图-颜月皓绘制

第四节

（下为哈贝马斯对新型公共领域的判断）：在概要地重构了整个商谈民主的框架、边界条件以及公共领域在其中的位置之后，哈贝马斯将这一重构工作推进到公共领域内部的结构。从商谈政治的角度看，媒体系统对于政治公共领域的意义在于产生相互竞争的公共意见。据此，哈贝马斯先给出了一个一般的评价公共领域对于商谈政治的意义的模型，它包括输入、输出和吞吐量三个环节：在输入环节上，公共意见的质量依赖于各个利益团体或者市民社会中的行动者对于议题的负责人的拣选，这保证的舆论的相关性；而从输出方面看，舆论的质量依赖于它能唤起大众的注意；而最关键是所谓的吞吐量，亦即大众媒体具有这样的功能，将所有的交往领域的噪声浓缩为与政治相关而有效的舆论。而在今天重新思考公共领域的话，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数字化是怎样改变了这种引导大众交往的媒体系统的。至关重要的是媒体行业的专业人员，传统上，他们起到了舆论的守门员的作用，但是他们的地位在新媒体上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从新世纪开始的新一轮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首先可以在媒体使用的范围和类型上看到，但是这究竟最终如何影响了舆论质量（对政治来说最重要的两个价值，理性与包容性）依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分析这种影响，哈贝马斯首先讨论新媒体的革命性特征。他认为新媒体不是简单的对于原有媒介的扩展，而是像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是传媒发展历史上的一个跨越。传媒的发展具有打破边界的效果，对于其他领域来说这都是一种解放性的理论，但是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却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种去中心化对于需要定于一尊的政治而言却是背道而驰的。在其他领域中新媒体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有些传统媒体，像出版、广播和电视节目，似乎在放到智能手机上以后也没什么不同；但是当电影被由Netflix这样的流媒体平台的时候，似乎带来了不同的作品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