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么这些影响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哈贝马斯在新时代的媒体中看到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们为使用者提供了无限的联结的可能性,亦即它们与其说是一个媒介,不如说是一个能够与任意受众沟通的“平台”:这种平台不再像传统媒体一样是内容的生产者,因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在公共领域中的交往模式因而也随之改变了,因为它使得所有的使用者都成为了潜在的独立自主平等的内容生产者 。传统媒体提供的内容都要经过规划和专业编辑的审核,但是新媒体对内容完全不加控制,仅仅是传播 。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用户可以将自己要表达的内容像在白板上随意涂抹一样表达在这些新媒介提供的传播平台上 。我们在传统媒体中能清晰地划分作者和受众,而新媒体则取消了二者的区别,为任意的两个人随时建立联系,使其可以相互交流 。这看上去是无比平等的,但是在内容上却完全没有制约 。平等与没有制约两个特征使得新媒体下的交往模式不可能兑现这些媒介的解放性潜能,相反,它使得交往碎片化,并形成一个个圈地自萌的小圈子 。

歌德的沙龙
回到对民主至关重要的两个价值上,即包容性和理性上 。新媒体的去中心化具有解放性潜能,这在许多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中也可以看到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内容上的平等也成为了极端右翼的温床 。就像印刷术使得所有人都成为了潜在的读者,新媒体使得所有人成为了潜在的作者;但是,哈贝马斯反问,要过多久所有人才能真正学会阅读呢?传统的编辑模式使得公民在参政议政的时候能够获得必要的信息以形成自己关于公共议题的判断 。作者角色的存在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的不足,但是这种适宜于民主政治的作者角色只有经过学习才能形成 。而正是这种角色的缺失使得去边界的公共舆论在政治中产生了碎片化:在某些议题上自发形成的没有边界不受引导的讨论具有一种离心力,使得一些教条化的交往回路不断强化和自我封闭;这种离心力抵消了传统公共领域的向心力 。
第五节
第五节回顾了社交媒体在整个媒体服务中所占份额的发展 。在对德国的相关数据回顾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认为我们可以看到两点 。一方面自新媒体兴起以来,虽然对于报纸的阅读大幅下降,但是电视和广播的收视/听率总体保持稳定,这些传统媒体在塑造政治议题上依然发挥重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Fake News大行其道表明人们对于传统媒体越来越不信任 。这些数据反映了媒体供给和使用的变化,但是还不足以说明舆论的质量 。哈贝马斯只能在此基础上做一些猜测 。第一,对纸质媒介的需求的下降反映了公众对于政治消息和议题的接受度在下降;这一点也通过原本政治导向的日报和晚报日渐娱乐化反映出来 。但是,从他自己的经验来说似乎那些有全国范围影响力的大刊大报依然在引领政治议题上有重要作用,这特别是表现在这些纸媒为其他媒体,尤其是电视,输送了大量深思熟虑的文章和观点 。另一方面,虽然其权威性还在,但是人们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伴随着对于政治阶层的怀疑与日俱增 。哈贝马斯对此的判断是,供给侧的多样化和需求侧的多元化一方面从长期来看有助于批判性的、消除偏见的民意形成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多样化和复杂性驱使着媒介消费者中的少数派利用数字平台形成一个个屏蔽了不同意见的“回声室” 。数字平台不仅仅能促成可以被主体间相互确认的自我世界,它也为竞争性公共领域的认知边界提供了偏执的交往孤岛 。但是要分析这种现象,还需要回到经济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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