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二 )




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第二节



现代多元社会中民主政治面临的整体问题是,不再有共同的宗教与世界观为统治提供合法性 。因此,民主系统不得不通过作为法律制度的民主意志形成程序为民主统治提供合法性 。从参与者视角出发,这一合法性以两个条件为前提:一为包容(Inklusion),即意志形成程序要求容纳所有具有同等权利的、与决策相关的参与者;二为商谈(Deliberation),即政治意志形成依赖于事先的、具有商谈性质的舆论 。前者保障相关者的平等参与权,后者则尽可能筛选出正确而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

从合法性的这两个组成出发,我们可以理解政治公共领域对于基于代议制的商谈民主的意义 。一方面,选举是唯一个容纳一切成年并具有选举权的公民的制度,而舆论则直接影响了选民的选择;另一方面,政治公共领域并不能直接影响议会的具体立法,而只能为其提供多元的观点;舆论的质量并不直接决定立法的质量 。政治公共领域虽然是民主系统流水线的重要一环,但也终究只是一环 。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决断经过一系列中介,最终汇入政治系统的、基于妥协的决断,后者又落实为政治结果 。政治结果再一次被政治公共领域评价和批判,并影响下一次选举时的偏好,如此循环不止 。

哈贝马斯2021年最新文章:关于政治公共领域新一轮结构转型的思考和假说




哈贝马斯强调,政治公共领域的商谈政治若能良好运作,需要“多”与“一”的统一 。所谓“多”,指政治商谈中歧义纷飞、彼此争胜、相互批判的现象;所谓“一”,指相互批判的双方都以对共同宪法的认同为其展开商谈的基础 。在“一”存在的前提下,歧义的“多”恰恰能通过改善信念和问题解决方法,使公共领域对政治系统的提示作用最大化 。然而,对宪法的共同忠诚的再生产,依赖于一种“经验”:选民能在政治系统输出的政府行动中证实政治公共领域商谈中的合理化力量 。哈贝马斯认为今天的民主危机恰恰在于这一经验的阻断 。赞成冲击或冲击美国国会者,恰恰是因为长年无法在政府行动中看到民主讨论结果得到“证实” 。这一阻断的后果是,支撑起商谈政治的活跃市民社会逐渐萎靡,公民之再生产陷入困境 。
在澄清了公共领域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关系之后哈贝马斯转向讨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公共领域以公民身份与市民身份的分离为前提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同时关照到这种充满张力的双重身份 。而公共领域的数字化,正如哈贝马斯接下来要详细阐述的那样,一方面没有改变造成这种身份张力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却模糊了公民对于这种张力的自觉认识 。在社交媒体这样的半是私人半是公共的半吊子公共领域中,传统公共领域通过与私人领域自觉区分开来而艰难守住的包容性就消失了 。在进入第4节和第5节详细论述新现象和新难题之前 。哈贝马斯首先考察了活跃市民社会的三个边界条件,以为理解市民社会的新困境提供理解框架 。




第三节



商谈政治的前提是活跃的市民社会 。后者的存在取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三大边界条件,而这些条件是可损害的 。

第一,自由政治文化 。自由政治文化的道德核心在于,市民彼此相互承认为彼此相伴的市民,具有同等权利的民主共同立法者 。在多元社会中实现这种道德境地,首先需要做到“对陌生人的相互包容”,这种包容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妥协,即不再将那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伦理、语言等生活形式的“异类”视作是“敌人”(Feind) 。相反,他们能够团结在共同的政治文化之下,同时又保持这种陌生性 。这种互惠关系既非利他主义,亦非自由主义框架下的自私自利,相反,能够以共同福祉为导向进入到民主立法环节 。这一文化的再生产不能依靠政治系统的动员完成,而只能通过潜移默化的政治社会化模式和被制度化的政治教育范本代代相传完成,极其不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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