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学术不端的原因多种多样 。 刚退休的科研诚信办公室（the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副主任约翰·达尔伯格（John Dahlberg）认为， 抄袭这种最常见的不良行为， 经常在某些国家的研究生身上发生，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错的 。 事实上， 参与超过半数参与杜波依斯项目的科学家出生地都不是美国 。 达尔伯格基本认同杜波依斯的观点， 即做过错误决定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个丧失职业道德的科学家——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此观点 。
积极的代言人
鲍里斯·科沙斯基（Boris Kosharskyy）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 2015 年， 来自乌克兰的科沙斯基在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School of Medicine）做麻醉师已经有 5 年了 。 他还是个多产的研究者， 著有许多书籍和论文 。 有一天， 系主任转给他一封来自某个期刊编辑的电子邮件， 通知他十几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出了问题 。
邮件写道：“本刊查出， 您之前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 将被撤稿 。 ”科沙斯基十分吃惊， 因为这篇论文已经发表了十多年， 而他也确定自己从未抄袭过其他人的文章 。 可事实摆在眼前：论文中有几段与另一篇论文一模一样， 且没有标注引用 。 初中生都看得出来这确实是抄袭 。
科沙斯基认为涉嫌抄袭的人不是他， 而是论文的另一位共同作者 。 但那个人已经退出了学术界， 所以问责落到了科沙斯基头上 。 学院的调查让科沙斯基感到孤独:“我没法跟朋友倾诉， 他们也爱莫能助 。 这一年半的经历让我十分痛苦 。 ”系主任安慰他说这不是学院里的第一起抄袭， 但没有一个同事站出来和科沙斯基分享被调查的经历 。 科沙斯基觉得他们都羞于提起这件事 。
科沙斯基说：“我开始以为需要找个律师应对接下来的听证会， 律师代理费是 1000 美元/小时， 我觉得我可能得把房子卖了”后来他知道不会有法庭审判， 但他得花几千美元去一趟圣路易斯——学院想让他参加杜波依斯的“学术康复训练” 。
一开始科沙斯基对时间和金钱上遭受的损失很是不满 。 但训练开始后， 他终于能和别人吐槽自己的遭遇了， 于是释然取代了怨恨 。
他说：“没人会说‘天哪， 你为什么这么做?’而会说：‘这个错误能纠正吗？我们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研究组内的文化应该如何改善？’”这个项目逐渐让他接受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抄袭事件， 并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公开自身经历的参与者之一 。
从圣路易斯回来之后， 科沙斯基兴奋地组织了一系列关于抄袭的讲座， 每天早上 7 点进行 。 这个时间“人们本来该在睡觉”， 但有了讲座之后 “他们却来拍下我的幻灯片， 向我提问 。 讲座结束后他们若是在走廊里碰到我， 还会问我更多的问题 。 ”科沙斯基说道 。 现在他组织了一个小组， 准备下次在全国麻醉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nesthesiologists）的会议上探讨论文抄袭问题， 分享他们学到的东西 。 科沙斯基说:“我正在核查最终结果， 准备在参会之前先给住院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讲一讲， 努力传播这种责任文化 。 ”
继续前行
科沙斯基是杜波依斯康复训练营的模范学员， 也是一个很好的代言人 。 但他的故事并不能说明这种训练真的有用 。 如果他的故事是真实的， 他并不是那个抄袭的人， 那么他那些杜绝抄袭的讲座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科学家起不了太大作用 。 他的讲座甚至没有告诉你， 训练对像史密斯这样因忽视细节而犯错的“准罪犯”起到了什么作用 。 杜波依斯指导过的科学家真的变得更诚实、更仔细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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