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杜波依斯从没答应过 。
抛开自己的专业， 杜波依斯想不出什么能“修正”这些科学家行为的方法 。 他的研究显示， 那些通常在学术机构作为防范性措施而存在的诚信训练， 对科学家们未来的行为几乎没有影响 。
直到 2011 年， 他看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拨款支持新的道德训练研究项目， 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错过了一个创立新事业的机会 。
需求已经近在眼前了：也许和那些他之前回绝的、有过学术不端行为的科学家谈一谈， 会让他们变得更好 。 毕竟， 有谁会比一个刚经历过丢脸又耗时的调查的科学家， 更急于改变呢？
18 个月后， 也就是 2013 年 1 月， 杜波依斯开始了他的第一堂课 。 他与几个心理学家和研究诚信的专家一起组织的这个项目不是“法规学习班”， 而更像一种“集体治疗” 。 这项活动已经在杜波依斯的组织下开展了 12 期， 对来自 33 个不同机构的 52 名科学家进行了“诚信治疗” 。 史密斯他们在第 11 组 。
图片来源：The Biomedical Scientist
你为什么要做一名科学家？
为参加者准备的水果和小点心还没有被动过， 而史密斯和同组的另外两位科学家已经依次完成了自我介绍 。 杜波依斯对屋子里的参加者说：“这不是一个伦理课程， 我们不会针对科研责任等老生常谈的话题进行培训 。 ”枯燥的说教被取代了， 他们会一起找出阻碍了这些科研人员遵守学术准则的“绊脚石”， 进而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 。
在每个人都发誓对活动内容保密之后， 杜波依斯向小组抛出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一名科学家？”
史密斯率先发言 。 从记事起， 他就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了 。 他说， 小时候解决数学问题纯粹是为了好玩， 只要自己能拿到的东西就一定会拆开琢磨， 让他父母特别头疼 。 他只是想搞明白世界运转的规律所在 。 当他作为一名生物化学研究生， 研究出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科学发现——一种新的蛋白质修饰技术时， 那种喜悦无以言表 。 现在他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 领导着一群研究生和工作人员继续探索 。
其他人发言的时候， 史密斯一直坐在塑料椅子上认真倾听 。 在此过程中， 杜波依斯不着痕迹地引导着谈话， 慢慢将每位科学家的实验室文化、他们存在的偏见和研究室潜规则勾勒了出来 。 过了一会， 杜波依斯拿出一个生物识别设备， 依次测量了三位参与者的心率， 边测边教他们该如何处理压力 。
下午四点半， 第一天的“康复课程”结束了， 窗外夕阳西下， 但教室里没有窗子， 也就没人注意到这件事 。 杜波依斯给这三位科学家留了作业：如实写下你被送来这里的原因 。
史密斯的版本是这样的：他很高兴能拥有自己的实验室， 但却很快被一堆行政上的杂事压垮了 。 他的实验需要人类被试作为研究对象， 而这都需要在伦理委员会（ethics board）的批准和监督下进行 。 委员会会对实验的每一步进行评估， 以确保所有被试都能受到安全、公正的对待 。 但有些时候评估过程繁琐且无用， 史密斯有时会偷个懒 。
终于在一个项目中， 史密斯在一项被试实验流程上犯了错 。 他分别研究了患有两种不同疾病的被试， 但这两类疾病极为相似， 因此他将本应毫无关系的两组实验结果放在一起， 发表在了同一篇论文里 。 伦理委员会在一次学术审查中查出了这项过错 。
在第二天， 了解到其他人的故事后， 史密斯意识到他们的过失都很类似， 大部分科学家在某些时候都很可能犯过这种错误——他想得没错 。 在史密斯的小组之外， 类似过失也是普遍存在的 。 在 2005 年一项对 3000 余名科学家进行的调查中，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承认有过至少一次学术不端行为， 其中 6% 称自己“未能提供与自己先前结果相吻合的数据” 。 近 8% 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绕开了“人类被试研究中的某些次要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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