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了这些基本原理，大家也就很容易理解，我在这里谈论的“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渊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以后来作为生肖的这十二种动物与子丑寅卯各个地支形成固定搭配的时间这一问题，而宋人王应麟上述论述，是我所见古人相关论述中做得最好的一个 。所以，下面就以此为基础，来展开我的分析 。
所谓“吉日庚午，既差我马”，这是《诗经小雅吉日》当中的语句，注诗者往往侧重其涵义是在以“庚日”来体现“刚日”，而很少提及生肖 。不过唐人孔颖达等着《毛诗正义》，乃特别疏释云：“必用午日者，盖于辰，午为马故也 。”（《毛诗正义》卷一七）这里所说的“辰”，就是子丑寅卯等十二辰，“午为马”，也就是说人们是用“马”来表述“午”这一辰 。这里虽然是以午纪日，但如上所述，十二辰的划分，本来主要是用于纪年纪月的天文单位，故午马相配的用法，不会只用于纪日而与纪年纪月毫无关系；至少在其产生的缘由这一点上，二者一定会有所关联 。
日本《东方文化丛书》珂罗版影印南宋绍兴刻单疏本《毛诗正义》
假如此说不缪，那么，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应该已经出现了十二生肖纪年法的基本要素，即这特定的十二种动物同十二辰建立起了固定的搭配 。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汉书翼奉传》里，我们可以看到，元帝时人翼奉，直接针对“吉日庚午，既差我马”这两句诗，讲到了另外一套解释，而清人陈奂撰《诗毛氏传疏》，就采录了翼奉这套说法而没有理会孔颖达等人的注解（见《诗毛氏传疏》卷一七） 。看起来这就像《月令正义》所说的那样，阴阳之术乃取象多途，“不可一定也” 。
因此，要想坐实十二生肖纪年法的渊源究竟出现在什么时间，还需要另有其他的证据 。在《史记陈世家》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段记述：
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 。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若在异国，必姜姓 。……”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疏释其“百思特网若在异国，必姜姓”的缘由说：
六四变，此爻是辛未，观上体巽，未为羊，巽为女，女乘羊，故为姜 。姜，齐姓，故知在齐 。
这里讲的占筮的道理，虽然不大好懂，但未与羊的对应关系，却很清楚，而陈厉公二年为公元前705年，时值周桓王十五年，还是在春秋前期 。这足以证明，早在春秋前期，就已经具备了以十二生肖纪年的基本要件 。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在《左传》襄公七年、二十年和二十三年的纪事中，相继几次可以看到，春秋时期陈国庆氏有庆虎、庆寅二人相并见于记载 。虽然没有清楚的说明，但大致可以推测，这庆虎、庆寅应是一家的兄弟，而他们兄弟二人以“虎”、“寅”二字联名的情况，很有可能也是基于以“虎”称“寅”这一事实 。我在《生死秦始皇》一书中曾经谈到，始皇帝赵正的弟弟成蟜，应是以“蟜”通“矫”，“成矫”的意思就是变“不正”为“正”，这样的兄弟联名形式，可以为上述推测提供旁证 。
王应麟以“季冬出土牛”，作为“丑为牛之证也”，这“季冬出土牛”之事，出自《礼记月令》，其原文如下：
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驾鐡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 。其器闳以奄 。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 。
东汉大儒郑玄注云：
作土牛者，丑为牛，牛可牵止也 。
那么，郑玄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呢？对此，还需要稍加论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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