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祥对着镜头说，“我们是个公司，不是个学校，把学生弄进来，交钱，然后弄走，就可以了” 。
可在纪录片另一位主人公王盼的眼里，王振祥却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老师 。
2010年6月末，王盼来到了王振祥的讲座 。她来自农村，在镇上念书，刚刚高考结束，只拿了388分 。王盼的母亲右手残缺，爸爸先天有些痴呆，夫妻二人在砖厂搬砖为生，搬一块砖赚5厘钱（0.005元），一天要搬上万块砖，收入不到50元 。对王盼一家来说，弘博学院3年近5万的学费是天文数字，他们不吃不喝，也得3、4年才能赚回来 。
王盼并不是个例 。在王振祥的招生经验里，曾有农村出来的孩子，全家卖了猪牛卖了房子卖了田地，供他一年的学费，才挤上大学这条船 。这些孩子太想继续读书了 。初中的时候，老师问王盼，你为什么要上学呢？王盼说，上学是为了脱贫 。
对“王盼们”来说，上大学或许是眼下最好的出路，为此，他们甚至愿意倾其所有 。“如果出去打工，想让爸爸妈妈过得好一点肯定很难，如果我读书出来，想让父母过得好一点，可能就容易一点” 。
然而，王盼所期待的、大学毕业后的生活其实并不“容易” 。
故事的第三位主人公万超毕业于武汉大学珞珈学院，作为一名三本大学的应届生，他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
在人才市场上，这个24岁的男生一次次坐下来介绍自己，衬衫被汗水浸湿 。他央求招聘人员不要把自己的简历放在最下面，并表示什么都愿意做 。万超说，“刚开始还有很多期待，现在我只是想要在武汉生活下去 。”
“我要工作 。为什么他们不要我？我不是211、985 。一定是这样 。”好不容易有一家清算公司打算录用他，试用期工资每月1500元 。
万超算了笔账：一个月光房租和伙食，加起来就是937.5元，工资几乎消耗光 。然而那家清算公司在十天之内就把他辞退了，理由是万超的Excel用得不熟练 。
当时，他已经在单位附近租下了房子，还借了朋友和父母的钱，可工作却突然没了着落 。
“读书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出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读书不仅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更能让我们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和高品质的生活 。” 王振祥在讲台上神情坚定 。
但他心里明白，这些话只能用来骗骗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三本大学毕业、求职屡屡碰壁的万超也开始意识到，“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对他来说遥不可及；屏幕前的观众更是心如明镜 。
可王盼一家人依然相信，相信上大学能换来一个美好未来 。他们只有相信 。
“如果我不读书，我不知道以后我还能做什么 。”她对镜头说 。
穷孩子上大学，春天就来了？
为了挤上大学这条船，“王盼们”可能要花费父母4、5年的血汗钱，甚至负债累累 。然而，最终，这条承载厚望的船却未必能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 。
把这艘昂贵的“希望之舰”送到王盼面前的，是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大学扩招政策 。
1990年代起，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家逐渐减少甚至退出对医疗、住房等公共物品的投入，市场成了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教育行业也不例外 。1996年，“包分配”正式取消，大学毕业生被要求自主择业 。
接下来取消是“免学费” 。1985年，高校推出了接受分数偏低自费生的“双轨制”，开始摸索起收费办学的路子来 。1998年颁布《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正式开始收费 。
扩招带来的显性收益非常显著 。1992年公立高校计划内学生的学费为208元/人（计划内国家负责），而2015年已经达到了5000元/人，较1992年增长24倍 。而同时期人均GDP从2334元增长到50251元，增长21.5倍；农村人均年收入从784元增长到10772元，增长13.7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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