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数终于下降了 但原因很残酷( 三 )


这并不是说 , 在美国对药物滥用的反应中 , 普遍存在的病耻感并没有影响到移植临床医生和他们病人之间的对话 。 “有些人因病耻感而拒绝了 , ”菲什曼承认道 , “但是在非常虚弱的病人中进行移植询问时 , 很少有人会拒绝一个高质量的器官 。 ”
托尔巴当时在医院等待肝脏 , 最终得到了一个与之匹配的肝脏 , 而捐献者却患有丙型肝炎 。 托尔巴的医生向他解释说 , 接受这个器官可能会感染上捐赠者的疾病 , 但是在移植后可以接受治疗 。 托尔巴同意了 。 那时的托尔巴因肝功能衰竭而变得非常虚弱 , 相比一直等着完全健康的器官 , 及时接受有病器官的移植的风险要更小 。 最终 , 在成功移植和接受了3个月的丙肝治疗之后 , 托尔巴有了一个健康的新肝脏 , 而且没有感染 。
医疗实践的变化使我们能从更大范围内选择器官捐赠者
器官移植供不应求 , 于是移植项目就退而求其次 , 那些携带病毒性疾病的潜在捐赠者也可以和急需移植的患者相匹配 , 于是 , 类似新英格兰捐献机构的器官获取组织受到了现实的激励 , 他们也在争取这样的捐献者 。 丹尼尔·米勒-丹普希(Daniel Miller-Dempsey)就是这种机构中的一位员工 , 现在 , 他就肩负着责任 。 米勒-丹普希是一名家庭服务协调员 , 他在医院里与潜在捐赠者的亲属进行会面 。 米勒-丹普希经常乘坐着小车来往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与缅因州班格尔之间 。
米勒-丹普希今年42岁 , 尽管相对还比较年轻 , 但他已经为组织工作了18年 。 米勒-丹普希表示自己现在做的更像是一种使命而非一份工作 。 当米勒-丹普希还是个青少年的时候 , 他的父亲就病倒了 , 他和他的妹妹最终决定捐献父亲的活体器官 。 这就使米勒-丹普希有了亲身的经历与感受 , 他切身体验到病人的痛苦和捐赠的意义 。
近20年时间里 , 米勒-丹普希见证了很多家庭和他们的亲人的生离死别 , 他表示这种经历非常普遍 。 但是药物过量致死是一种独特的辛酸 。
“那些人在这里生活的更好 , 他们为了他们的家庭和孩子与毒品斗争 , 有些人能取得成功 , ”米勒-丹普希说道 。 “知道有这么多人死于这种情况真的很令人心碎 。 ”
器官捐献者死亡的方式可能不会影响到器官的功能 , 但这段历史对接受者会产生重大的心理影响
比如说托尔巴 , 他就是一名器官接受者 , 而其器官的捐赠者就是一名年轻的药物过量受害者 , 接受者在知道这种不幸后会产生心理负担 。 但是 , 对于药物过量受害者的家属来说 , 这能给他们的内心带来些许的慰藉 , 因为他们的家人以另一种方式拯救了另外一个生命 。
一天早上 , 大卫·马来厄姆(David Maleham)接到一个电话 , 电话里的人和大卫讲了大卫38岁儿子的问题 。 大卫表示自己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还是有些难过 , “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害怕接到的电话 。 ”
大卫有4个孩子 , 其中马特是来最大的孩子 。 马特既聪明又可爱 , 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痛苦 。 根据大卫和他妻子罗克珊(Roxanne)的说法 , 当马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 他们家人的一个朋友对马特进行了性侵 , 后来马特患上了双相情感障碍 。 受到创伤困扰的马特在阿片类中寻找安慰 , 最终发展成瘾 。 在马特的余生中 , 他一直在挣扎着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