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匠胡同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位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先纳亚广场附近）
《穷人》写成后，由他的同学、初露头角的作家德?格里戈罗维奇（当时与他居住在一起）把稿子送给出版家、诗人涅克拉索夫 。后者十分赞赏，当天晚上他与格里戈罗维奇津津有味地轮流把这部长达七印张的小说稿一口气读完，拂晓时便一起去看望作者 。随后涅克拉索夫又带稿子去见批评家别林斯基，并且说“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也是一口气读完，赞许这位年方二十五岁的作家为“天才”，当这位作家翌日去拜访他时，他又预言作者会成为“伟大作家” 。别林斯基是当时俄国批评界的权威，受到他的激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确是受宠若惊 。他晚年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这颗新星就这样迅速而璀璨夺目地出现了 。
当时俄国文坛，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都已去世，而包括像屠格涅夫那样的后起之秀，也才闪现微弱的光芒 。果戈理则是文苑中的宿将和盟主，成为“另一个果戈理”，真是超逸群伦，大大出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意料：“难道我真的如此伟大？”可是，面对一片赞扬声，他未免有点陶醉，未免自视过高，甚至说别林斯基等人发现“我远远超过果戈理” 。据女作家阿?雅?巴纳耶娃说，他过分自负，以致别林斯基周围的文学家“在闲谈中用带刺的话”来刺激他，其中屠格涅夫还写了冷嘲热讽的打油诗《赠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忍受他们前恭后倨的态度，时常与他们争论 。加深这种裂痕的是他以创新自赏的小说《化身》（旧译《双重人格》或《同貌人》等），没有得到别林斯基的应有评价 。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文艺观的不同，他们对文学使命看法的不同 。别林斯基要求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揭露社会矛盾，从而促进、推动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而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首先追求艺术上的创新——致力于人物内心的发掘 。这种倾向在《穷人》中已是他的着重点，及至《化身》，尤其是后来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则更为突出，因此别林斯基逐渐对他感到失望 。往后的发展，更显出他和别林斯基在社会思想上的重大分歧：一个是基督教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另一个是激进的、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 。因此，不久，他就和别林斯基周围的文学家以至批评家本人绝交了 。
此后，他的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突转”——由顺境转入了逆境 。
…………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殿军之一，并没有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活到两个世纪之交，但却得风气之先，预示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到来 。绝非偶然，他被许多现代主义作家们奉为“导师”，他的小说则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 。不过，具体说来，他们所共鸣、接受或吸收的东西各不同，见仁见智，因人而异 。有的只是细枝末节，比如：普鲁斯特欣赏的似乎是构成他的创作魅力的“单调重复”的特色：如纳斯塔霞和格鲁申卡“表情神秘莫测”“可爱的面貌会风云突变”，虽“千变万化”仍然是“同一种女子”；还有《罪与罚》中的“凶杀之屋”与《白痴》中“阴森的凶杀之屋”，两者同样“妙不可言” 。有些作家则触及思想内容 。例如，纪德激赏的是善恶同一，对立情感的共处和“同步性” 。卡夫卡深切同情的是其体现非正义的、与人敌对的社会中的个人的存在，以及孤独感和异化感；他的《变形记》受到《地下室手记》的启发 。加缪共鸣的是其作品中提出“荒诞的问题”，而且如果说加缪青年时喜爱伊凡违抗上帝，那么他后期则是肯定这位“导师”拒不接受（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革命手段 。萨罗特引为同调的是其写人物的“一种倾向”；把“有血有肉的人的‘类型’”转变为“简单的概念性等东西，带有某些尚未挖掘出内心状态的人”……凡此种种，可说是各取所需，出发点是各自的文艺观点或政治观点，有的是削足适履，为自己的创作流派张目 。不过，依我看来，这位“导师”之所以得到他们公认，主要还在于与他创作中存在着他们思想上和美学上共同喜爱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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