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我”一样 ， 既非个性化、亦非典型性 ， 也见不出成长历程 ， 因而被有的论者评为叙述方面的显然的失误和在人物性格逻辑上的一些混乱 。但如果从诗学的角度去看 ， 这是可以得到正向解释的 。抒情诗是无须写出抒情主人公或人物的个性性格的 ， 也无须典型化 ， 它以意象组合 ， 融化为特定的意境与境界 ， 隐含地表达着抒情主体的一种情志、一点体悟、一缕思绪、一些感受 。
阿来小说的非个性化、非典型化的叙事 ， 正是服从抒情诗的原则 ， 将无数段“我”的回忆连在一起 ， 向读者展示的不是人物形象 ， 不是性格、个性、典型 ， 而是抒写“我”对一系列往事(生活事件、历史变迁、民族命运、人性本相、理想追求等)的丰富充盈的体验感受 。由是可见 ， 传统小说叙事学认定的服从人物形象塑造的一系列规范 ， 被阿来小说的诗意化叙事打破 ， 走向了心灵的展示 。
03 叙事逻辑的颠覆走向非逻辑的叙事 ， 是阿来小说叙事具有诗性特色的又一原因 。一般来说 ， 叙事型文学作品 ， 无论是写实型、浪漫型 ， 还是象征型、魔幻型 ， 都要遵循逻辑规律 。或生活事理逻辑 ， 或心理性格逻辑 ， 或情感想象逻辑 ， 或变形虚构逻辑等等 ， 要么遵循客观生活真实原则 ， 要么遵循想象虚构原则 。总之 ， 都要合乎艺术真实 ， 或让人觉得可信 。
然而 ， 阿来没有这样做 ， 他一方面极力制造真实感 ， 可信性 ， 另一方面又极力颠覆真实感 ， 可信性 。以一种逻辑与非逻辑混杂的叙事策略 ， 将叙事文本变成了诗歌文本 ， 以诗的超逻辑的张力结构 ， 将那些不可能同时发生或不可能成为事实的东西 ， 变成了可能 ， 化为了真实存在 。《尘埃落定》的整个叙事充满了逻辑矛盾 。作者让一个既傻又不傻的人承担叙事者 ， 这是引起读者、评论者理性解读时逻辑困惑的主要因素 。
“我”既是傻子又是智者 ， 文本叙事中 ， 一方面极力证明“我”真是一个傻子 ， 另一方面又极力证明“我”很聪明 ， 形成一个超逻辑的“我” 。又如小说一方面是以“我”的自述体建构故事的 ， 但小说结尾却写道 ， “我”躺在床上 ， 被复仇者杀死了 ， “我”看到“我”的血流淌出来：“血滴在地板上 ， 是好大一汪 ， 我在床上变冷时 ， 血也慢慢地在地板上变了颜色 。
”读完小说 ， 读者不禁要问：既然“我”死了 ， 这篇由“我”讲述故事的小说又是由谁叙述的呢?这又是一个对阅读理性逻辑的颠覆 ， 是超逻辑的 。小说的非逻辑叙事中 ， 处处显示出矛盾：“我”既敬仰宗教 ， 又不信仰宗教；“我”既不追求世俗欲望 ， 但也不拒绝这些人性欲望；“我”既不为出身土司的贵族身份而自豪 ， 也不因为自己是个傻子而悲哀；“我”是友善的 ， 又是残酷的；“我”是一切事件的介入者 ， 又是旁观者或局外人；“我”热爱生命、体验人生的美好 ， 又不贪生、自然赴死 。
总之 ， 一个充满逻辑矛盾的“我” ， 一个读者无法用理性辨识的“我” 。因此 ， 整个叙事都处于证实与证伪并置的矛盾同构关系中 ， 它挑战读者的理性 ， 造成阅读上的逻辑颠覆 。但这种非理性的叙事诗意地将整个叙事引向了“我”的主观叙事 ， 因此 ， 小说叙事在客观与主观、现实与超现实、写实与虚构之间 ， 又建立了超逻辑的链接 ， 造成了抒情诗式的超逻辑张力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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