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变迁的痕迹在高新区亦可看见。去银泰采访时，出租车将我放在一条狭长、曲折的街道。路边随意停放着车辆，两侧均是个体商户，看不到熟知的消费品牌。一家门脸灰扑扑的盲人按摩店，按一小时人均仅60元。一家麻辣串串店的女老板，操着浓重的川音，先是拉着我的胳膊迎进店，后来为了要我多消费，多次从身边走过时念叨着：“拿太少了，浪费底料。”四川人的热情与市井气息扑面而来。 一走到狭路尽头，我碰到的人便以英文名互称，行动举止充满职业气息——讲求效率与规则。他们的文化墙上，写着“坦诚清晰”与“始终创业”。在高新区工作，你多半是他们中的一员。
把成都卷起来北上广人的迁徙潮带动了成都的改变。 我在老城区一家面馆嗦碗杂面的一个多小时里，见到两位中途掏出电脑办公的男士，神色紧张地盯着屏幕。店老板见证了内卷的侵袭：近两三年，越来越多年轻顾客满口都是他听不懂的新潮词汇。 市井气与现代商业的冲突早期很明显。2012年前后，张正刚听到很多企业家抱怨：“成都人不加班，比较散漫。”一些知名的风投机构在考察结束后，还会要求创业者把公司总部迁到北京。总部不迁出成都，对方就拒绝投资的情况时有发生。 为了抵御风险，许多公司设立双总部，将研发或产品总部放在成都，将市场总部放在北上广。 许多人在来成都前，已在北上广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原本的那套工作效率和管理模式已内化于心。迁徙潮发生10年后，成都人的市民文化与职业习惯，逐步向北上广靠拢。张正刚在招聘时“感觉到非常不一样”，职业素养在简历阶段就能看出。 加密货币新贵KuCoin就是从成都起家出海的。今年5月，这家公司从Jump Crypto牵头的投资者那里筹集了1.5亿美元后，其估值达到100亿美元。“成都也有征服美国人的公司了！”一位科技圈人士惊叹道。 内卷风气也在此地兴盛。“太多人涌入成都了”，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严以宽直言。同样受“安逸”吸引来到成都后，他赶上的却是同事“往死里”加班——许多人还保持着华为的工作习惯。部门收到的简历都是985、211毕业，海外留学归来的应聘者也不少见。“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我根本进不来。” 回流的人才数量迅速增长，成都本土能提供的高端岗位依然有限。一旦有好的工作机会空出，清北毕业、拥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就会一拥而上。“但这个岗位可能在一线城市只能算一个中等的岗位。”杨夏说。去年，腾讯在成都注册了一家人工智能客服分公司，用数字机器人技术做客户服务。张正刚直言，“这是我以前没想到的”。以前这类分公司只会注册在本部。依托庞大的客服基础，成都也得以生长出一些新的业态。 在他看来，随着互联网C端用户见顶，由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已成必然。成都的服务业基础能为互联网B端业务提供充足的服务场景。而且，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数字经济，成都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来承接互联网B端业务。在张顺看来，2018、2019年，互联网已经开始初见颓势，只是头部公司比中尾部公司受到的冲击小，并不是业绩没有受影响，而是有充足的资本维持发展。那两年，互联网公司的版图仍在外扩，成都成为其布局中的一环，由此获得快速发展。年轻人去北上广深做互联网，原本是为了追逐梦想，“当他慢慢发现这个行业没有之前那么欣欣向荣，他就会更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互联网中部以上公司还有发展潜力的时候，尾部公司在一线已经被淘汰了。2021年，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红利期结束后，张顺认为成都对部分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已经发生变化——对比高速发展时期，有一定下降。“尤其是高新区。”张正刚则认为，产业迁移仍非根本，核心是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成都对人才的吸引力还将持续。 “疫情是影响近三年、以及未来5年-10年的最大因素，波及范围极广。”创业的成本在提高，越来越多年轻人宁愿寻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过自己的小日子。北上广留不住，家乡小城市回不去，“彰显了成都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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