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统治者常在歌筵舞席中流连徘徊,乐曲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娱乐产品,但乐曲固然优美动听,也需要文人根据时代背景进行改编,于是曲牌竟然成为文人竞相填作的对象,而词曲同牌也在政治环境中广泛流传下来 。

曲与词同名,方显民间本色《旧唐书·音乐志》中称“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中“胡夷”是指隋唐五代时期西域的音乐,而“里巷”正是说明了曲子传唱的地点是在民间,而非宫廷 。由此可见,曲子的起源与发展均来自于底层的劳动人民 。而词从孕育到发展,也多在民间,民间艺人按照曲调节拍填上歌词,配上管弦传唱是一种娱乐方式,民间百姓在传唱的时候熟知曲牌曲调,所以词人在填词时延续曲牌,方能凸显民间特色,便于社会流传 。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在序文中写道:
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 。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刘禹锡作《竹枝词》九首均是受到川东地区民歌的启发,这篇序文中正是解释了作者对民歌的好感与认同,其中歌唱的方式是“联歌”,即对唱;歌唱的工具是“吹短笛、击鼓、袂舞”,即用笛子伴奏,拍打鼓声,边唱边跳;歌唱的内容是“淇濮之艳”,即男女之情;听过后的感受是“激讦如吴声、含思宛转” 。刘禹锡深切认识到了曲调与歌词相互附和的美感,更是受此启发,填写了大量的词作,影响了晚唐诗人温庭筠等人 。
到了宋代,这类词曲多流行于市井间,偶尔跻身于士大夫的宴乐中,从范仲淹、王安石开始,便借用这个新兴的体制来抒发个人壮烈的抱负,失意的文人在不受统治者重视后,开始渴望民间百姓对自己忧国忧民抱负的理解 。所以文人们会选择曲牌的节拍进行填词,根据曲调的变化来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在传至民间的时候,才能获得“能移我情”的效果 。

结语曲牌是以乐人为中心的称谓,而词牌是以文人为中心的称谓,在中国这个诗词与音乐不分家的国度,使得文化在流传的过程中,人们愿意保留这些曲调,在这个基础上二次、甚至多次创作,从而导致了词牌与曲牌同名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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