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代企业并没有因此完全进化，他们经常会设置一种看似「自主」的管理陷阱 。比如人们认为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看上去是精英阶层，追求自我突破和挑战的程序员群体，由于编程工作的创造性他们本该在劳动中被赋予更多自主权，但企业通过一系列生产规则、标准和微观劳动流程的设计，让这群创造性的知识劳动者的工作也变得单一乏味 。
??学者麦克切尔和莫斯可认为，数字经济下部分劳工的工作倾向于“去技术化” 。虽然被尊称为「技术型劳动者」，但其从事的工作实质上是单一和极具重复性的劳动 。而当这些涉及OKR、KPI等绩效考核的目标被分配到劳动者头上时，如果不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知识民工很容易产生一种「耻感」，这种「耻感」加剧了他们的加班 。
??但这种加班不是自发主动的，是被「制造出来的同意」，是被迫的过程 。学者布洛维认为，在责任自治中，企业擅长运用一系列规则、标准和流程干预，让劳动者全身心投入这场「赶工游戏」，从未忽略了雇佣关系的真相和管理控制的本质 。换言之，看上去是劳动者自发在加班，但实际上还是管理策略在发挥作用 。
??坦白讲，能进入互联网大厂的群体是佼佼者，中国90%的IT程序员还是在小型公司( 100 人及以下员工的企业)上班 。所以说数字经济发展到今天，大部分的知识劳动者并非拥有灿烂光明的未来，而是在知识民工的路上左右徘徊 。
??他们之所以自称IT民工，计算机码农或者金融扫地僧，这些称呼背后都有身份建构的不适感 。因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农民可能是远离精英阶层、权利无法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 。对身处底层的IT从业者来说，这种身份建构是自身工作状况和社会状态的重要切面 。
??而那些发起摸鱼小组或者说亲身实践的摸鱼娃们，很多可能也并非「没有上进心的躺平选手」，也不是「没有物质生活压力的小康之家」，他们只是在工作中的合理诉求被压抑忽视太久后，共同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共情群组 。
??至少在这个群组里，他们是共同体也是被看见的个体，他们能够自我赋权，自我纾解，对着dirty work说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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