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五千字的《道德经》怎能抵得上一篇三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呢？片面以“课题和著作多寡、论文发表期刊是否核心”评价学者能力、挂钩学者发展，导致了学术平台商业化 。商业化的学术平台又催生了学术成果的“垃圾化”和“泡沫化” 。如我国现在论文数量世界领先，引用率排名却很低；论文至上和“SCI”崇拜主义盛行等等 。
学术的价值在于“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将来” 。但目前部分科研机构推行的量化的评价制度带来的却是价值观的扭曲 。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论文的发表、著作的撰写，不是因为有话要说、对社会有用，而是为了毕业答辩、为了科研考核、为了职称评定 。东西出来，不管如何来的、有没有社会价值，就可以拿去评教授了 。不得不承认，学术研究在某些人那里正逐渐堕落为争名逐利的工具 。
研究者以学术研究实现自身价值、满足利益诉求，毫无疑问是正当的 。关键是如何摆正学术研究“对社会的有用性”与“对自身的有用性”的关系 。从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角度去考量，对社会有用才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就是说，学术研究应该在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基础上或过程中兼顾对研究者的有用性，体现研究者的自身价值，实现研究者的利益诉求，给研究者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物质上的满足 。
古人云：其文如其为人 。文由境造，学自心出 。所以说治人是治学的根本 。人是社会的人 。社会的修正要靠制度，风气的扭转要靠制度，学者“诚信观念确立”更要靠制度 。治学必须治人，治人必须先完善制度 。因此，欲抑制学术异化现象，首先要探索建立科学合理的、能够激励研究者出精品、出力作的考核评价标准和科研管理机制 。所以，离开了学术评价制度的改革，让学术界自己淡泊名利、潜心治学，是不可能的 。
为什么说儒家的“以德治国”，本质是“以权治国”？用道德约束日常琐事，容易操作吗？
谢谢题主的提问!德治，西方国家也有，只不过不是这个提法罢了，西方的基督教，同样是道德教化的作用，而西方的现代制度从出现到成熟，也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至于儒家为什么改变封建帝王的治理方式？这从来不是儒家的任务，诸子百家也没有接到这个任务，君权神授在世界古代史上是神圣的、毋庸置疑的，即使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雄壮口号也没有根本改变人的思维高度 。
如果去掉道德，把道德变成法律，可不可行？我想，这太情景可怕了!要知道，古代的宗法制度赋予宗族很大权力，族法、家法甚至和国法对等 。鞭挞、浸猪笼、投死等等族法很有道德因素，做错事、讲错话、上课睡觉都要受刑罚，何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法律和制度，制定是一回事，关键是执行力；道德说教是一回事，关键看个人的反省和自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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