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很难让人承认原来占着二龙山“聚集着四五百人打家劫舍”的邓龙一伙是农民起义，承认扬子江里以劫人钱财为生的截江鬼张旺和油里鳅孙五是造反英雄一样，如果硬要将后者与前者加以区别，只不过前者后来归顺了梁山泊、参加了宋江的事业而已，而后者只是一伙乌合之众 。宋江所领导的梁山泊，与以上所说的大大小小的山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宋江起义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严密的组织建制，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实现了起义的目标 。
在《水浒传》作者的心目中，宋江起义与方腊起义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起义，因而他对这两种起义有着爱憎鲜明的不同态度 。在作者笔下，方腊是歙州山中樵夫，“因朱勔在吴征取花石纲，百姓大恐，人心思乱”，便 “乘机造反”，他们“占据州郡，擅改年号”，“自为国主，独霸一方”，真正和腐朽的赵宋王朝有不共戴天之势，非推翻赵宋王朝不会放下武器 。
这样的起义，应该说是真正的农民起义 。然而《水浒传》对方腊的起义却持否定态度，对方腊深恶痛绝，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当宋江等人将方腊起义镇压后，作者深有感触地说：“神器从来不可干，僭王称号讵能安！”谁胆敢凯觎皇权，谁胆敢犯上作乱，方腊的结局就是榜样 。而“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州占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 。
”所以受到作者的同情和肯定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聚义”与“造反”是绝不相同的 。宋江等大闹江州，火烧无为军后，李逵曾说：“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的？”并且喊出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口号，却遭到戴宗的呵斥 。李逵的意见显然是不被宋江等人所接受的 。在作者看来，宋江这伙人的行为不是“造反”，只是打击贪官污吏，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 。
正如阮小五在抗拒官军时所唱的渔歌那样，他们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为了避免梁山泊一伙走到方腊式的造反道路上去，《水浒传》安排有造反倾向的晁盖被曾头市的史文恭射伤而死，并让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 。所谓“忠义”，按作者的说法就是“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权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 。
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被奸臣蒙蔽的赵宋天子来整顿社会秩序，惩治贪官污吏 。既然《水浒传》作了“在晁盖恐托胆称王，故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的安排，作者怎么可能把宋江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英雄来进行塑造呢？说《水浒传》描写农民起义的，显然与作品实际不符 。有一种传统的看法，以为梁山全伙受招安标志着这支起义军的失败 。
其实，《水浒传》作者并不这样看，他把宋江等人的接受招安描绘成节日庆典 。你看那“从梁山泊直抵济州地面，扎缚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结彩悬花，下面陈设笙箫鼓乐”，宿太尉骑在马上，张叔夜在后相陪，吴用等乘马跟着，至梁山泊水滨，“香烟拂道，宋江、卢俊义跪在前面，背后众头领齐齐都跪在地下，迎接恩诏”；“三关之上，三关之下，鼓乐喧天，军士导从，仪卫不断，异香缭绕，直至忠义堂前”——这场面写得何等瑰丽壮观！这种节日气氛的渲染，胜过梁山泊上重阳佳节的酒会，也胜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大典 。
在《水浒传》作者眼里，梁山泊全伙受招安是这支起义军的真正胜利，因为梁山泊上绝大多数头领多年的夙愿实现了，梁山泊起义的基本目标实现了 。作者所要描写和歌颂的正是这种以招安为目的的起义 。以招安为目的的起义是宋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只有了解这种文化现象，才能够对宋江的起义作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分析 。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属于什么性质的起义？前面笔者已经做了介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宋江故事在南宋流传中呈现出新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认为宋江起义是与方腊起义不同性质的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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