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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口供的时候警察吓你 派出所笔录多久消除( 八 )

小知识


笔者曾在探讨 “两个证据规定” 的规范与执行中的证据问题时，就重复自白问题主张区别对待，参照国外相关法制与法理，设定三个条件，一是取证违法的严重性 。如触犯排除规则非法取证，则适用“毒树之果” 理论，产生波及效 。原则上侦查、 控诉机关的后续口供均以波及效为由予以排除 。如属普通违法，则产生稀释效应 ，“重复自白” 可以使用 。二是取证主体的改变情况 。在实践中，侦查、 控诉机关由于受到角色限制，为控诉需要，通常是以巩固原有罪供述为讯问出发点，因此即使讯问主体变化(公安刑侦部门到检察机关，或纪委到检察机关)，但波及效明显，口供笔录虽然维持，但不一定反映嫌疑人、 被告人的真实意思 。但如法院作为中立主体讯问，在符合讯问要求的情况下，被告仍然承认有罪，这种口供可以作为定罪依据 。三是特定的讯问要求 。中立的司法机关在讯问时说明其中立客观性，同时说明被讯问人的权利和责任，允许被告人作有罪供述和无罪辩解 。此时，波及效可能因此中断，被告所作的有罪供述可以作为定罪依据 。
上述观点从学理上讲应该说有一定根据，也是其他有些国家处理重复自白的主导性做法 。但提出后有学者提出质疑 。如万毅教授称，以取证主体的根本性变化为中心确定的区别对待方式，不一定适应中国刑事诉讼 。因为我国公、 检、 法三机关之间奉行的是 “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 的原则，三机关同质性较高，而且形成 “流水线作业式” 办案模式，检察官中立性不足，法官亦同，且有重大案件政法委协调办案制度 。在这种同质性较高且追诉倾向较强的司法体制和办案模式下，前一阶段(侦查)诉讼主体的行为和结果，很容易为后一阶段(起诉、 审判)诉讼主体所认同，单纯变更取证主体，恐无法有效切断先前刑讯逼供行为的影响 。而从实践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频频发生的刑讯逼供案，如赵作海、 佘祥林等案，均有多次供述，但被告人即使到法庭上也未翻供，盖因已经被“打怕了”。可见，在我国，单纯变更取证主体，无论是由检察官还是由法官来进行讯问，均不能完全抵消原有违法取证行为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中断原有的因果关系 。
万毅教授的观点持之有据，比较符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现实以及冤假错案产生的教训 。而且一个新的规范背景是，刑诉法修改后两高司法解释下达，以前述 “痛苦规则” 实际限缩了由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初次界定，并由刑事诉讼法所确认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也就是说，我国现行非法口供排除，仅适用于采用酷刑，即十分严重的非法取供的情况 。这种情况，各国普遍视为必然产生波及效的情况，并不得以庭审前讯问主体变化为由中断波及作用 。考虑到这一点，同时虑及我国刑事司法体制的特点和实践中的教训，笔者认为，凡是确认或不能排除采用使嫌疑人、 被告人在肉体上、 精神上剧烈疼痛和痛苦的非法方法获取口供的，其后续口供，即使没有继续采用这种方法，也不能使用 。而且禁止因非法取供事实存在而重新获取口供的行为，并否定此类重新取供的证据效力 。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只能以其他证据证明被告犯罪 。
不过，上述排除重复自白原则可以设置两个例外 。其一，是被告人在公开的庭审中，在有律师辩护，同时已经获知其如实陈述和进行辩解权利的情况下，仍然承认过去所作自白，这种承认，应当认为具有证据效力 。确认此种例外，是因为公开的庭审具有基本的程序保障，即控辩审组合形成的庭审结构、 对辩护权的确认与保障、 质证与辩论程序，以及公开审判等 。这也是对庭审作为刑事诉讼中心环节的尊重 。当然，不否认 “酷刑” 的波及效可能延至庭审甚至庭后阶段，但总的情况看，国家法制在逐步完善，辩护权与公民的权利意识在增强，直到公开庭审时仍有冤不伸的情况也在减少 。这里存在一个利益权衡问题，在庭审这种特殊空间中为波及效中断设置一种例外，可谓相对合理，也使排除重复自白的做法增强一点可行性 。其二，根据被告人的供述、 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 书证，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重复自白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最高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 106 条规定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 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 书证，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 逼供、 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在符合该规定的情境中，被告人的供述有隐蔽性很强的物证、 书证等证据作真实性保障，首次自白如因逼供、 诱供等排除，重复自白没有采用这些非法方法，可以认为具有证据能力 。这是实体的真实主义与正当程序主义之间的一个协调，在中国目前的刑事司法语境中，应当说还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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