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 ，“引诱 ” 、 “欺骗” 需要作为非法取证方法予以规制，这是因为不适当的引诱、 欺骗将损害证据的真实性、 取证的正当性，乃至其他合法利益(如司法诚信原则)，也被各国刑事诉讼法普遍禁止或限制，我国也早在晚清即已立法 (《民刑事诉讼暂行章程》 等)，禁止采取 “诈罔” 等非法方法取供 。现行法应当对其做出一定的禁止性规定，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排除规则 。
具体分析，引诱取供，可能包括两种情况 。一种是诱导性讯问 。即诱导嫌疑人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图、 根据侦查人员的提示做出供述 。这实际上为“指供” 的一种间接的方式 。另一种是利益诱导，即许以好处，嫌疑人以认罪供述换取此种 “好处”。学界和实务界讨论“引诱” 取证方法，多指 “利益诱导” 的情况，而将 “引供 ” 、 “诱供 作为另一类型的行为研究 。本文亦循此将引诱限于“利益诱导” ，而将诱导讯问纳入后面的指供问题分析 。对利益诱导，不能一概禁止，但也不能任其实施 。如果审讯活动中，以法律允许的利益诱导嫌疑人如实供述，不应作为非法取证处理 。反之，基于错误的判断，以不适当的方法，过度地实施引诱，则为法律所禁止，因为它可能使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承认自己犯罪 。而且，利益引诱有时与威胁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从重处罚、 恶劣待遇是威胁，不从重从严或允诺从轻从宽即为引诱 。实践中二者经常交叉使用，并未截然分开，实际效果并无根本区别 。因此，虽然某些严重威胁因其与刑讯逼供的同效性，其实际危害可能大于除刑讯逼供以外的其他非法取证方法，但将威胁与引诱截然分开，在排除规则中只规制威胁不规制引诱不尽合理，也与司法实践不符 。
欺骗的方法，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常用的取证方法 。在对抗性和斗智攻心的刑事侦讯活动中，欺骗是侦查谋略的重要因素 。化装侦查、 卧底侦查、 诱惑侦查等，均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审讯中适度利用欺骗，也不应当作为非法行为，因为从总体上不能达到使受审者丧失意志自由，被迫做出供述的程度 。但欺骗需有限度以及适当的方式，否则亦应禁止 。实践中主要有三种违法实施欺骗的方法 。一是违背司法诚信原则 。即审讯人员对嫌疑人做出某种从轻、 从宽处理的承诺，如不作刑事追究、 取保候审、 不牵连家属等，但在嫌疑人认罪并作供述后予以反悔，称系审讯谋略、 侦查需要等 。二是采取的欺骗的方法损害了其他合法利益 ，“冲击了社会的良心”。如警察装扮律师或装扮神职人员(对信徒嫌疑人)而获取口供等 。三是可能导致虚假供述的过度欺骗 。如反复欺骗以至嫌疑人产生错觉，相信侦查人员而做出虚假供述 。
对上述非法采用引诱、 欺骗方法获取口供应如何应对? 由于前述司法解释限制难以援引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只能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主要的方式，是以刑事诉讼法第 48 条关于“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为依据，以客观真实性为由，排除相关口供 。这对过度的利益诱导，以及过度的欺骗是能够适用的，因为这些类型的引诱、 欺骗其要害在于损害证据的客观性 。但就其中某些类型，如违背司法诚信原则及损害其他合法利益的欺骗取供，客观性难以作为排除依据，而应当援引的排除根据是司法的纯洁性、 正当性及公信力，但在目前的规范体系中，还缺乏将正当程序的一般规范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根据，因此，对这类非法取供行为，通常情况下难以排除其获得的证据 。如果违法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笔者认为可以避开司法解释，直接援引刑事诉讼法第 50 条和第54 条，将其作为“ ……等非法方法” 收集的证据予以排除 。由于这样在操作上容易引起争议，因此仅在特殊情况下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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