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吴孝国利用高纯厂传真过来的假发货单，推测出货物运输方式和始发站，打电话给黄花机场公司的机场发货处，冒充高纯厂工作人员说自己忘记了货单号，骗得发货处工作人员的信任，取得了涉案银粉的航班号、提货单号，并得知提货单上指定的收货人为陈海龙 。吴孝国和何荣立即找人伪造了陈海龙的身份证、驾驶证 。XX年8月11日上午8时许，吴孝国与何荣前往深圳机场公司提货处以伪造的陈海龙的身份证提取了120公斤银粉 。当日晚，由何荣将银粉卖至番禺，得赃款219 600元 。
事发后，吴孝国、何荣已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经鉴定，涉案银粉价值286 800元，但没有追回任何赃物赃款 。后高纯厂向黄花机场公司发函要求该公司全额赔偿未果，于是诉至法院 。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本案原、被告身份是否适格;二是本案货物被骗无法追回的责任如何划分;三是赔偿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
1、主体资格问题 。黄花机场公司答辩称托运人是王春明而不是高纯厂，高纯厂作为原告不适格;深圳航空公司答辩称该公司不是合同当事人，不应成为本案被告，同时也对原告身份提出了质疑;深圳机场公司则提出自己是深圳航空公司的受托人 。本院认为，王春明作为高纯厂的工作人员，接受单位委派以个人名义将银粉托运，该行为属于为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职务行为，应由所在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现高纯厂对王春明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且生效的()深宝法刑初第46号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高纯厂的托运行为，故高纯厂作为本案原告是适格的 。
《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第三条第(一)项规定：“‘承运人’是指包括接受托运人填开航空货运单或者保存货物记录的航空承运人和运送或者从事承运货物或者提供该运输的任何其他服务的所有航空承运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对实际承运人履行的运输提起的诉讼，可以分别对实际承运人或者缔约承运人提起，也可以同时对实际承运人和缔约承运人提起;被提起诉讼的承运人有权要求另一承运人参加应诉 。” 在本案中，黄花机场公司是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航空运输合同的缔约承运人，深圳航空公司是履行了空中运输的实际承运人，深圳机场公司是提供该运输的货物保管和交付服务的实际承运人 。虽然深圳航空公司与深圳机场公司没有与高纯厂直接缔结航空运输合同，但是在诉讼中黄花机场公司要求深圳航空公司参加诉讼，深圳航空公司要求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后本院依法变更为深圳机场公司)参加诉讼，因此本案三被告均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
2、本案的责任划分问题 。黄花机场公司向高纯厂出具的货运发票收货人联中有提货注意事项，已明确约定“收货人凭本收货人联或其复印件和本人居民身份证或其它有效身份证件提货”，虽然罪犯吴孝国、何荣持有伪造的身份证件，但未持有发票中的收货人联原件或者复印件，深圳机场公司在未进行相应核对的情况下即向罪犯发货，以致损失发生，深圳机场公司应当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该轻率发货的行为是损失发生的主要原因 。黄花机场公司在吴孝国冒充高纯厂工作人员套取运输信息时没有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从而随意泄露了货物运输的航班号、提货单号和提货人姓名，该轻率泄露运输信息的行为是货物被骗受损的次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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