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 ，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数百年里 ， 中国的西域一带早已对葡萄酒有所了解 。 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可能是某个产自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地区）的特定葡萄品种 ， 又或许是张骞在大汉帝国的核心——长安一带使葡萄种植得到了普及 。 关于东亚早期消费的酒的品种 ， 历史文献记载很不明晰 ， 主要是因为汉语“酒”一词有各种不同的翻译 。 《神农本草经》中提到葡萄可用于酿酒 ， 这部著作应当成书于公元1世纪至2世纪 ， 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 ， 这本书主要是对年代更早的某部典籍的辑录 。 同样 ， 在三国时期（220-280）魏文帝曹丕（字子桓）保存至今的一份诏书中 ， 也提到了葡萄酒的甘美 ， 将其与粮食酿造的酒相提并论 。 汉使前往西域并未实现与中亚游牧民族大月氏联手对敌的使命 ， 无论葡萄酒传入长安究竟是不是凿空之旅的功劳 ， 古代亚洲真正的葡萄酒酿造者和贸易商——四海为家的粟特人——还要等待好几个世纪才能登上历史的舞台 。
许多历史记载和艺术文献都充分体现出葡萄酒在公元后一千纪里对粟特（中亚古国）和新疆诸城邦的重要性 。 塔吉克斯坦北部穆格山城堡（7-8世纪）出土的粟特文献证实 ， 当地葡萄酒消费金额和销售数量都很庞大（Yakubov ， 1979） 。 从这些文献来看 ， 葡萄酒常常作为礼物赠送给宾客 ， 或者用于付款 ， 同时也是敬献给政要的礼品 。 在穆格山城堡遗址出土的各种水果遗存中 ， 人们发现了葡萄的种子 。 新朝（9-23）编年史中则有记载称 ， 大宛生产葡萄和葡萄酒 ， 粟特人喜爱葡萄酒和舞蹈 。 综合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文献 ， 历史学家注意到 ， 许多记载都提到葡萄酒是大宛的主要饮品 。 历史文献还提到 ， 粟特人在罗布泊（蒲昌海）建立了一个名为“葡萄城”的聚居地 ， 据说城池中心便是一座葡萄园 。 一部据说是梁元帝（552-555年在位）所写的典籍中记载 ， 月氏善酿酒 ， 不过这可能只是借用了《史记》中的描述 。 范晔（398-446）编纂的《后汉书》中记载 ， 新疆小镇哈密种植葡萄、稻米、两种粟米、小麦、豆类、桑和大麻 。 此外 ， 在提及栗弋国（当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栗弋”即为“粟特”）的篇章中 ， 作者提到马、牛、羊 ， 以及葡萄等各种水果和葡萄酒都是当地的物产 。
直到唐代以前 ， 葡萄酒对中原地区而言始终是异域商品 。 在公元5世纪 ， 葡萄和葡萄酒仍需从西域进口 。 不过 ， 葡萄酒很早便在政坛和精英阶层中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 。 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的几则故事便提到 ， 官员收受米酒或葡萄酒贿赂 ， 葡萄酒被作为献礼 ， 甚至成了毒杀政敌或者在谈判期间灌醉对手的手段 。 《后汉书》中便有这样一则故事：扶风孟佗向政府官员行贿 ， 以一斛（约20升）葡萄酒谋得凉州（今甘肃和宁夏一带）刺史之位 。 在酒中下毒谋杀的故事更是常见 。 据说 ， 许多帝王或重要的政治人物大部分时间都酩酊大醉 。
反映中原王朝有规律地从中亚进口葡萄酒的线索之一是 ， 公元3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中国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装饰华丽的金银酒器 。 这些酒杯和酒碗饰有中亚风格的图案 ， 有些甚至有古希腊罗马的特色纹样 ， 比如茛苕叶 。 这些酒碗在唐代风行一时 ， 因为中原的军事力量进入中亚 ， 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地区 。 粟特或中亚风格饮器最精彩的典范出自唐都长安城外的何家村 。 整个中国西北的古墓和佛教壁画艺术中都出现了对类似饮器的描绘 ， 而且与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 奥莱尔·斯坦因在1900年2月发掘米兰（Miran ， 又译密阮）古城的佛教遗迹时 ， 对佛塔回廊外壁上的壁画进行了描述 ， 壁画的年代在公元4世纪左右 。 壁画中绘有古希腊—古罗马式的天使、欢度节日的盛大场面 ， 还有推杯换盏的年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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